来到机舱后部刘少奇

/ / 2015-10-25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排的人员在这座特设的“监狱”里从事看守工作。在装有铁门的通道门口和刘少奇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小时双哨床前监视,警卫方面确实是严密到了万无一失。第一天晚上,我便参与了看护。记得一切都安顿好之后,刘少奇主席慢慢地睁开了...

  那时候,我们有一个排的人员在这座特设的“监狱”里从事看守工作。在装有铁门的通道门口和刘少奇卧室门口,布置了两道警戒线小时双哨床前监视,警卫方面确实是严密到了万无一失。第一天晚上,我便参与了看护。记得一切都安顿好之后,刘少奇主席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扫视了一下四周,似乎在想这是什么地方。

  命令来得很急,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重点审查对象”究竟是谁,只是隐隐地觉得,这个人可能不一般。当时我带领几位公安干警做好准备,并且很快来到开封机场等候。

  刘少奇主席居住的屋子里没有玻璃,深秋的风夹着寒气吹在刘少奇虚弱的身体上。在到达开封的当天夜里,刘少奇的肺炎就复发了,高烧摄氏39度,呕吐得很厉害。而在河南的同伙却汇报称:“一切均好,病情无异常变化。”病中的刘少奇需要药品治疗,可是得到的指令却是:北京带来的药,不许全用;河南准备的,要退回一部分;禁止到外边购买。这样一来,为刘少奇配备的医疗班子完全失去了作用,更谈不上治疗。

  刘少奇临终前,我发现在他手中有个硬塑料瓶,已经被他攥成小葫芦形状。我偷偷抹去眼角的泪水,给我们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遗体盖上一块白床单。

  1969年10月17日下午,我们接到一项任务:有一位受中央“重点审查的对象”将在当晚转移到开封,要求地方公安予以协助下机后的押送、看守工作。

  当时,我们知道刘少奇主席已经被打倒,但是我们没想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一阵心酸涌上每个人的心头。很快,担架被抬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救护车。北京来的三位医生护士和刘少奇的原卫士长李太和同我们一起上了救护车,在漆黑的夜路上,救护车向市区急驶而去。

  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渐渐走到生命边缘的刘少奇,在得不到有效的医治、护理下,病情进一步恶化。当时,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更不知自己的妻子儿女眼下身在何方、遭遇怎样,只知道有严密的监视像影子一样从早到晚在跟随着自己。我们中间曾有人提出设法让亲属来见一面,可能是最后一面,但是我们当时谁也没有能力做主。

  救护车受当时在河南的一个亲信安排,越过南士街,驶进了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时期,开封市的同和裕银行就设在这个小院内。小院僻静而阴森,与外面完全隔绝。刘少奇主席被安置在西楼底层靠南头一个套房的里间。当时,这间屋里除了一张小床和一张桌子,什么也没有。

  15日深夜12点,刘少奇的遗体被装上一辆吉普车。由于车身容纳不了他那高大的身躯,小腿和脚都露在车厢外。此时,火化场早已得到通知,说有一名“烈性传染病人”要今晚火化,只准留下两个火化工。

  可是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第二天早晨6点40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来抢救,然而为时已晚。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3分钟后,也就是1969年11月12日6点45分,一颗承受了过多压力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刘少奇的骨灰被装在一个临时从商店买来的普通木质骨灰盒里,交费后寄存在开封火化场骨灰存放室。随后,“专案组”宣布纪律,要我们谁也不准透露消息。

  11月10日晚,刘少奇第三次发高烧,体温一再攀升,试体温表,五个小时后才取出,体温摄氏39.7度。医护人员限于医疗水平和条件,又不熟悉病史,只得按肺炎治疗。因为不许送医院抢救,到深夜时,刘少奇的嘴唇发紫,点头张口呼吸,吸氧也不见改变,两瞳光反应消失,体温达到了摄氏40.1度。

  直到11月5日,刘少奇再次发高烧,整整抢救了两天,体温才降到摄氏37.2度。当时在刘少奇身边的人都说,虽然他不说话,但神志还有点清醒,特别配合治疗,看来他要坚持活下去,想活下去……

  事实上,我们也被软禁起来,不能与外界联系。在那里,所有人员的心情都很低沉,压抑的气氛让大家的脸上都没有了笑容,我们之间不再有交谈,有的只是默默的看护与防守。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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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