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显正义之师、文明之师风范彭德怀

/ / 2015-10-25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采用上课研讨、个别谈话和参观根据地等方法,教育俘虏提高阶级觉悟,留下参加革命。抗日战争中,根据日俘不断增多的情况,我党创办日本工农学校,由日共领导人冈野进任校长,对日俘进行系统政治思想教育,很多学员后来成为反战同盟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采用上课研讨、个别谈话和参观根据地等方法,教育俘虏提高阶级觉悟,留下参加革命。抗日战争中,根据日俘不断增多的情况,我党创办日本工农学校,由日共领导人冈野进任校长,对日俘进行系统政治思想教育,很多学员后来成为反战同盟战士,在瓦解日军的工作中发挥特殊作用。解放战争中,我军针对下层士兵组织“诉苦”“三查”工作,开展团结互助运动、立功运动,一大批“解放战士”通过“吐苦水,挖苦根,认清了阶级,认清了敌人”,出现了“随俘随补随教随战”的参军高潮。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军对俘虏以反对战争、争取和平为主题,依照《日内瓦公约》执行人道主义宽待政策。英国著名军事作家海斯廷斯指出,志愿军的战俘政策和对美国战俘的教育,给美国人在心理上“造成了重大创伤”。

  部分“解放战士”为我军技战术改进作出重大贡献,如孟良崮战役后补充的军整编74师“解放战士”,对我军山炮阵地选择、打扫战场收集无线电话机等提出改进意见。用陈毅的话说,“这些俘虏真顶用”。不仅如此,“解放战士”中还涌现了一批战斗英雄,西北野战军宜川大捷中的一等英模路新理,被授予全国战斗英雄的李和,天津战役中活捉敌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孤胆英雄”傅泽国等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历史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人民军队是最讲人道的军队,人民军队的俘虏政策是最富人道精神的政策。这些宽待政策的严格执行,缓和了敌对情绪,促进了瓦解敌军工作的开展,对争取外交主动也起到积极作用。

  正义文明的进步体现。衡量一支军队是不是威武之师,要看它在战场上能否战胜强敌;辨别一支军队是不是正义、文明之师,很重要的一点,要看它如何对待战俘。国际法中虽早有要求在武装冲突中对非战斗人员给予尊重、保护和人道待遇的内容,但真正以人道主义对待战俘的军队是中华大地上诞生的人民军队。

  实行宽待俘虏政策,是我军运用阶级观点制定的行为准则和战场纪律,是由人民军队的性质和任务决定的,建立于无产阶级军队的阶级立场之上。宽待俘虏贯穿我军俘虏工作的实践,为我军人道主义精神的弘扬和发展提供了鲜明指向,成为我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显著标识,充分体现人民军队正义之师、文明之师的历史进步性,在人类战争史上留下光辉篇章。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军对不愿留下的俘虏发放路费予以释放,并热烈欢送,赣军杨池生对此发出“毒矣哉”的惊叹。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陆军宣传处认为,志愿军释放美军战俘的政策,“涣散了士兵的战斗情绪”。

  我军宽待俘虏的工作,一方面是努力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及时医治伤兵,满足文化娱乐需要,等等。困难时期,我军官兵宁可自己挨饿也不亏待俘虏。抗战时期,我党专门发布《关于日本俘虏优待办法的规定》,要求俘虏伙食费标准比我军干部战士高一倍。

  化敌为友的战争奇迹。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红军就像个火炉,俘虏兵过来后迅速融化了。”他在解放军的十大军事原则中进一步提出,“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正是依靠出色的俘虏工作,很多战俘成为我军同一战壕的战友。解放战争中,我军从1946年6月的127万人,发展到1949年1月的358万人,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每次作战胜利后将大批军俘虏转化为“解放战士”。粟裕曾回忆,“淮海战役开始,华野为36.9万人,战役伤亡10.5万人,战役结束时达到55.1万人,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

  真诚感人的宽待政策。敌我双方关系的缓和,往往由感情上的接近开始,有了感情上的融洽和谅解,才能为政治上的接近奠定基础。人民军队的宽待俘虏政策是由以理服人、以诚感人的政策和行动组成的。

  1946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对俘虏工作的指示》,确立了对被俘敌士兵“权衡利弊、灵活运用”的方针,明确了“大部争取补充我军”“做好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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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